刑罚的合法性是刑罚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运行的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体现着一国刑罚创制、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基本价值走向。所以，对刑罚合法性的追问几乎伴随着刑罚同时产生。从学术史上看，这种追问在报应论、预防论与折中论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德国著名中生代刑法学者米夏埃尔·帕夫利克的《人格体·主体·公民：刑罚的合法性研究》付梓面世，成为影响刑罚理论的一部力作。

　　显然，研究刑罚的合法性，自然就无法回避以往思想家们所构建的理想“范式”，即最先引起学派之争的报应论和预防论。众所周知，报应论着眼于已然之罪，把刑罚理解为对已然之罪的报应，其经典表述为“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自中世纪以来，报应学说主要有神意报应（阿奎那）、道德报应（康德）、法律报应（黑格尔）、规范报应（宾丁）。预防论着眼于未然之罪，把刑罚解释为对大众的一般预防或对特定犯罪人的特别预防，其经典表述是“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预防学说主要有消极的一般预防（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费兰基锐的执行威吓说）、特别预防（龙勃罗梭的排害主义、李斯特的教育刑主义）以及新近的积极的一般预防（雅科布斯的规范预防论）。[1]

　　《人格体·主体·公民：刑罚的合法性研究》的第一章从刑罚理论的任务、刑罚概念的日常含义出发，对以往的预防论、报应论以及作者所持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第二章从预防论的特征、消极的一般预防、特别预防到积极的一般预防等内容的阐述，通过综合与分析的程式揭示了预防理论的缺陷：消极的一般预防“不再与犯罪人进行对话，而仅仅借助于犯罪人”，它是工具主义的具体表达；特别预防利用了“类似医学的外表”，着眼于“犯罪人将来的危险”，脱离了行为原则与责任原则框架，没有为量刑标准设定限制，它不是关于刑罚实体合法性的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干预法”理论；积极的一般预防强调确立“规范实际效力”，而规范自身效力的体现只是刑罚施加后的一种“刑罚功能”。第三章对以往报应思想的论证模式进行了剖析与检视。首先，作者否认了从文化观念、道德直觉角度论证刑罚合法性的观点，认为应该转向“规范内的论证过程”；随后，作者从“损害补偿”思想引出“恢复思想”，并从社会心理学、交往理论以及主体间性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最后，得出结论：刑罚不是单纯对被害人的补偿与恢复，也不是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解读，而报应思想的论证应当在“远离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中进行”。第四章集中证明了本书的基本观点：“犯罪人不仅违背了他对具体被害人的义务，同时违背了他对‘通过法实现和平’这一公民共同志业的忠诚义务。只有将刑罚理解成对忠诚否认的回应，刑罚才能相应地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