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上古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意识的萌芽，西周时期产生了保民思想，经商周两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继承发展，民本思想成为儒家君主治国哲学的核心理念。先秦思想家孔子、管子、墨子、孟子和荀子等先后提出和发展了民本思想，其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对民的地位的认识；对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对如何养民、爱民、恤民、教民的认识等。先秦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和重要内涵，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贵的启示。
　　【关键词】民本思想；先秦；思想家；启示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出现民本意识的萌芽，经商周两代及春秋战国儒家等继承发展之后，成为了儒家君主治国哲学的核心理念。其基本内涵是一种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民众视为国家之根本的政治法律学说。孔子、管子、孟子等视国家利益为生命的高尚情操、务本求实的治国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裨益。

　　一、春秋之前的保民思想

　　在商代后期，以商纣为代表的统治者，一方面对普通民众实施极端的专制统治和暴政，另一方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比较开明的、敢于提出不同政见的贵族和官吏实施残酷的打击，致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与此同时，商代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有思想且开明的政治家们已经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他们开始怀疑以往对于“天命”的认识。在推翻殷商统治的过程中，西周统治者针对殷商的残暴统治和民众对商纣王的怨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打破所谓“天命”思想，而为推翻殷商政权制造理论依据和赢得民众的支持。周建国后，周公总结了殷商“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系统地提出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而保民思想则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西周保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五。

　　其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对待民众只可亲近，不可凌驾于他们之上；只有民众才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意思说，民众的行为反映了天意，所以天子应重视民意。

　　其二，尽心于民，勤政无逸。周公教导卫康叔“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1]他要求不同权力地位的人，要自觉地不耽于逸乐。

　　其三，以民为监，顺乎民心。提倡“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2]应“谋及庶人。”[3]要求在上位者应以民情为镜，请听民意。《尚书·泰誓》载周王所言：“天衿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申明周王的伐商是顺天保民。

　　其四，爱民如子，体恤民情。据《尚书·洪范》，箕子告武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周公告戒卫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4]周公要成王像商王祖甲那样“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5]

　　其五，禁止虐民。周公曾告戒诸侯以夏桀“不肯戚言于民”、“乃大降罚”为鉴，不能暴虐民众。周公提醒成王不要“乱罚无罪，杀无辜。”[6]

　　西周保民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如何得到民心，巩固政权，因此，其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和维护统治的色彩和目的。但是，《尚书》应当是较早集中讨论民的地位的作用、进而提出民本思想的文典。也是民本思想产生的渊薮。{1}

　　二、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

　　到春秋时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由于周室逐渐衰微，周天子常常处于被诸侯挟持、冷落，甚至遗弃的境地，社会处于一种变革和动荡不安之中，人们对于“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因而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

　　（一）孔子的民本思想

　　春秋民本思想直接来源于西周保民思想。对该思想集大成者即孔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各诸侯国日渐强盛、西周王朝逐渐衰落的历史时期。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映，也是对上述殷周至春秋时期民本思潮的继承、总结与发展。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之中，其他儒家经典，如《大学》、《礼记》、《春秋》中也能反映出一些孔子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概括起来，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论语·颜渊》中有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假如百姓的用度够，您国君的用度怎么会不够呢？假如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国君的用度又怎么会够呢？有若此言，深得君民一体之意，一个为民父母的君主应该行“仁政”于天下，要做到“得民心”，方能成功地统治一国人民。此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也。

　　《论语·尧曰》记载孔子所说的话：“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其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明：国家应重视的是人民、粮食、丧葬、祭祀。在此，人民是居于首位的；而民又以“食”为本，故也在“民”的范畴之内；重视“丧”、“祭”也是为了使人民遵守人伦道德，重视和继承先人的思想和品德，而增加归属感和凝聚力。

　　2．惠民、富民、教民。《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也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的百姓众多，感慨道：“卫国的人口真多呀！”冉有问道：“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要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富裕起来以后又还再做些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育。”

　　可见，孔子所提倡的首先是国家要颁XXX实施惠民政策，使民众得以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为获取财富和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国家还要施行确保民众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能够得到富裕的生活政策和法令，达到富民的目标。再次，在实现富民目标之后，国家还负有教民的责任，通过有效的教育，使民众知耻而格，敬德守法，各尽其才，各尽其用。唯此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

　　3.节用爱民。《论语·学而》中有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段话的意思是：治理一个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国，其要道有五件，其一是要敬事，就是要兢兢业业、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事务，不能有丝毫怠慢之心，则所处皆当，而自无有于败事矣。其二要讲信，就是要恪守信用，诚实无欺。人君之大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号令不信，则人难遵守。做为统治者必须诚实不贰，凡一言一动都要内外相孚，始终一致，而足以取信于人，则人自不至于欺罔矣。其三要节用，治理国家必须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廪禄，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要裁省。只是用其所当，则财常有余，而不至于匮乏矣。如此百姓也不会因赋税过于繁重而过度劳作，引发民怨沸腾。其四要爱人，统治者爱民乃对其基本要求，不能爱人，何以服众，凡鳏寡孤独、穷苦无依的，水旱灾伤、饥寒失所的，都应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则国安定矣。其五要使民以时，凡国有造作营建，兴师动众之事，必待那农事已毕之后，才得役使，不误耕种，不碍收成，则民得以尽力于生产，而国家富足矣。否则，将民不聊生矣。

　　此五者乃治国之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治之无难。可见，为政者的一切作为，都应当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凡事均应以民生为本。

　　（二）管子的民本思想

　　管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管子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的思想在华夏文明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夏、商、周，下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管子提出了系统的以富民强国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

　　1．以民为本。管仲针对春秋时期各国争霸、民间疾苦频频的现状，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7]其意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8]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

　　2．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管子十分注重君主对民众道德的培养对于社稷安宁的重要性。他指出：“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9]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衣食是否丰足与人民道德之间的关系。既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那么，如何让民众知礼节、荣辱呢？管子继而提倡“九惠之教”，“得有六兴”社会上下形成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的良好道德风尚。管子认为在提倡道德方面，要突显家族的作用，《管子·问》篇中提到：“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管子·小匡》中明确规定：“是故伍卒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优，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这种家族治理理念为后来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反映了宗族制度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在地方上的延伸。

　　3．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在国家的统治与民心的关系方面也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者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10]在此管子指出，政令的推行在于顺应民心，靠刑罚是不足以使人民畏惧的，要想向人民索取就首先给予，满足人民的愿望，这是治国的法宝。统治者应度量民力，顺民心而行事，使人民富裕，就可以事无不成。这种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也是很珍贵的。

　　4．合而听之则圣。管子认为，对于民众对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的好恶和评价，以及君与民的关系好坏，是十分重视的。他指出：“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11]此即所谓统治者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推行的政策必须符合人民的意愿。君与民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只有人民与君主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国方可兴、可安。

　　5．取于民有度。管子的民本思想中惜民力、亲近民众思想也十分突出。他指出：“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12]可见，管子已经认识到君主重惜民力，付出厚爱和厚利来亲近人民，申明智慧和礼节来教育人民，对于君主的统治是多么的重要。

　　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主“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13]接着他又发挥了这一观点：“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无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14]就是说，君主给予民财不可以吝啬，征用民力不可以过度，否则政令则无法贯彻，统治则会失效，祸乱则会发生，国家则无宁日矣。

　　6．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作为治国者，十分明白藏富于民对于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他在阐述富民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推行富民政策。他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5]可见，君主应当与民同利，才能消除人怨，避免祸乱的发生。如果民贫而国富，人民定会不满，况民贫者无以应对无端之灾难，国一有难，或者国有不稳，贫者必群起而攻之，则国亦无宁日矣。因此，管子提出“民富君无以贫，民贫君无与富。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16]明确了藏富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其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17]“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18]

　　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管子十分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工事无刻缕，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19]“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20]认为发展工商业是调节供需，增加财富之业。

　　然而，在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前提下，管子并没有忘记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这一重大问题。他指出：“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管子接着谈到：“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21]指出了贫富悬殊之害，指出国家应当调节贫富差异，使贫必有保障，对富则加以干涉，不至于发生贫富之间的冲突，而使国之不宁。

　　7．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管子身为齐国的执政者，当然明白生产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指出：“一农不耕，民或为饥，一女不织，民或为塞”“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22]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认为，不举生产其他则无从谈起。他还特别强调了开垦土地的重要性：“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23]“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24]

　　8．行九惠之教。管子对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十分关注，他指出：“人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国，九曰接绝。”[25]《管子》一书中有详细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条件。

　　9．发其积藏，以赈贫病。民众最为畏惧和担心的莫过于自然灾害对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危害。为了在自然灾害发生后进一步恢复生产，让无本的农民尽快投入劳动，管子提出由国家提供贷款。具体做法是：根据民众收入多少，酌情贷给数量不等的钱币以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无赀之家皆假之以械器、胜、籝、屑、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26]在农时国家提供生产工具，借给无钱的百姓，等干完农活之后，归还工具，国家销毁租借时的借券。在实践中齐国也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在《管子·轻重丁》中记载了桓公采取措施使：“贷称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这种做法沉重地打击了高利贷者，使人民可以继续生产，保证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