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注重德治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儒家的法律思想体现出鲜明的重德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礼”、“义”、“仁”、“德”观念及“尚德不尚刑”的原则下经历了内容的不断演变，而“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却始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和沿用。儒家法律思想中注重教化、预防犯罪、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素质、主张恤刑慎杀、罚当其罪等积极合理的因素，在今天仍可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法律思想；德主刑辅；价值
　　一、儒家“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发展

　　儒家法律思想是从“礼”、“义”、“仁”、“德”出发，主张“省刑罚”、“以德去刑”，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被改造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而“德主刑辅”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核心，其基本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以礼仪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乃立国之本，把德治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治乱、兴亡的高度，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儒家的重德传统渊源流长，其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理论化于汉代中期，法典化于唐朝，并被其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继续尊崇沿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立法和司法活动，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一）萌芽阶段：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的统治者继承了夏商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为了替他们取代商朝，把“天命”从商族手中夺过来找到理论依据，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对商朝的天命观作了一定的补充。商朝的灭亡，同时也使西周的统治阶级认识到，单靠“天威”、“天罚”已不足以平息奴隶与平民的反抗，即使取得了政权，承受了“天命”，如果触怒了人民，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周公强调要“敬德”、“保民”，以保“天命”，统治者只有得民心，才能永葆其统治。因而从“以德配天”的思想出发，他又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告诫西周统治者要把自己的着眼点从天上移到人间，要勤于修德，注意民情，慎用刑罚。“明德慎罚”思想的基本内容，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两层含义。其慎用刑罚的基本要点，一是要慎重断案，不滥用刑罚，提倡罚当其罪，要十分谨慎地使用“中罚”，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轻，要使刑当其罪。这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刑罪相称”思想。二是在定罪量刑时，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这在古代法律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贡献。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认为使用刑罚并不是单纯为惩罚人，而是为了劝民为善，防止犯罪。“明德慎罚，亦克用。要囚，殄戮多罪。释放无辜，亦克用劝。”{1}四是最高当权者对狱讼之事不可乱加干涉，应该让有关人员掌管。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从其本质上来讲，并不是要削弱刑罚，更不是要放弃刑罚，而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罚，但他主张刑德并用，重教化，反对专任刑罚，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德”与“刑”结合起来，对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德主刑辅、先教后诛、宽猛相济、刑罪相称等思想大都发端于周公。从思想继承关系来说，周公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源头。

　　（二）形成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德主刑辅”思想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从“礼”“仁”结合的思想出发，主张“为政以德”，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孔子认为，统治阶级要治理好国家，实行“礼治”，必须以道德教化为主。孔子不仅注重教化，还扩大了教化的范围，主张不分贫富贵贱，对庶民也进行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虽然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但他并不完全排斥否定刑罚和法律的作用，他既主张宽，也主张猛，当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时候，孔子仍主张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主张的是“宽猛相济，德刑并用”，道德与法律各有其功用，结合起来才会运用恰当。在“礼德”与“刑罚”之间，孔子强调的是“礼德”而非刑罚，认为用礼德治国比用刑罚好，礼德是根本，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德化”与“礼教”却能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2}孔子曾经将礼德与刑罚的作用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也就是说，使用政令和刑罚的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们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们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们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复。刑罚的暴力虽可以镇压人们的反抗行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反抗之心。只有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才能使人民心服口服。所以最有效的统治方法莫过于以道德礼义来化民向善。此外，对于必须使用刑罚的情况，孔子也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4}在一般情况下，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首倡的“德主刑辅”说。这种主张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有很深远的意义。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兴起的重民思想，特别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仁政”，重视教化，把德与刑结合起来，他和孔子一样，“德”与“刑”二者相比，把“德”置于首要地位，把刑与法置于从属地位。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5}孟子强调道德教化，并不只是对“小民”讲的，他要求每个人都应重视道德修养，用伦理道德进行自我约束。他理想的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6}“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6}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最重视道德教化，孟子尤甚。他的这些言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从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出发，强调道德教化，主张先德而后刑，并针对当时各国的封建统治者滥用刑罚的现实，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法家的重刑主义，反对株连。孟子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在历史上被视为儒家的正统，传承二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三）理论化阶段：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