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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上海法院涉资产管理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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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上海法院涉资产管理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

  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传统的信托公司、基金管理人之外,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类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纷纷在各自行业领域开展资产管理服务,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资管”格局。资管业务的发展在改善金融结构、促进直接融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及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2021年5月,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力争到2025年上海要迈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城市前列。在资管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立法相对滞后、分业监管模式下监管规则和标准不统一、资管产品交易结构愈趋复杂、产品发行和销售行为不规范等原因,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及投资者适当性等监管要求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凸显,不仅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也导致了大量的纠纷,亟需加以规制。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确立了统一监管的理念,明确了资管业务的定义,对资管产品“募、投、管、退”各阶段设定了相应标准,体现了促进资管业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宗旨。在监管部门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并完善监管机制的过程中,不少涉资管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案件审理中发现资管合同的法律关系定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范围、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刚性兑付条款的认定原则、资管通道业务的法律效力及资管产品的退出及清算责任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现将2019-2021年度上海法院涉资管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涉资管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一)案件数量呈现波动,但标的金额上涨趋势明显

  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随着穿透式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打破刚性兑付、降低融资杠杆、禁止通道类业务、倾斜保护金融消费者等具体监管措施陆续发布,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基金产品等违约事件不断发生,并呈由点到面的发展趋势,争议纠纷频发。2019-2021年度,上海法院一审审结涉资管纠纷案件数量分别为1,044件、750件、87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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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大多数资管产品对投资金额设有一定的门槛和标准,故涉资管纠纷案件与一般金融商事案件相比标的金额较大。上海法院一审审结的案件标的总额从2019年的269亿余元增至2021年的333亿余元,涨幅为23.79%。2019年至2021年案件平均诉讼标的金额分别达到2,577.41万元、1,582.84万元、3,193.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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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三年审结的涉资管纠纷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占比超过了70%。在超过100万元的大标的金额案件中,诉讼标的金额1亿元以上的案件数量共计142件,占比5.31%;诉讼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的案件数量为166件,占比6.21%;诉讼标的金额在100万至1000万之间的案件数量为485件,占比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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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由、诉讼主体向多元化发展

  从案由情况看,近三年上海法院审理的涉资管纠纷案件中,案由较为分散,包括营业信托纠纷、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等十余种。审结数量排前五的案件类型分别是委托理财合同纠纷865件,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486件,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402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21件,营业信托纠纷167件,占比分别达32.37%、18.19%、15.04%、8.2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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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告诉讼主体方面,在涉资管纠纷案件中,大部分系投资者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此类案件数量为1,725件,占比64.56%;其余一般为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管理人,代表资管产品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原告为投资者的案件中,自然人投资者占比较高,少数案件由投资机构或者其他资管项目管理人起诉。

  从诉讼被告主体分析,涉资管纠纷案件中被告主要为管理人、担保人、底层资产债务人、销售机构等,管理人被诉的案件数量为1,384件,占比51.80%,合伙型私募基金中合伙企业被诉案件数量为205件,占比7.67%。在涉诉案件中,原告多选择起诉数个主体,管理人、销售机构、底层资产债务人等作为共同被告的情形较为普遍。

  (三)案件调解撤诉率和裁驳率较高

  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断推进,近三年涉资管纠纷一审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比例较高,总体数量为1,075件,占比40.23%。部分案件因案涉资管产品的相关主体涉嫌刑事犯罪,或投资标的项目尚未清算导致投资损失不确定,法院以裁定驳回起诉方式结案的数量为587件,占比21.97%。究其原因,系部分资管产品管理人投前尽调、投后管理不到位,未能充分识别投资风险,底层债务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法院以刑事案件尚在追赃处理中,投资损失未确定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也有个别管理人未登记注册,本身不具有管理人资质,或资管产品未依法依规履行相关备案手续,法院审查后以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此外,以判决方式结案754件,占比28.22%;另有256件案件因为管辖权问题移送其他法院审理,占比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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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争议问题呈现新颖、复杂、多变的态势

  涉资管纠纷案件数量呈增长态势,资管业务交易结构复杂,新类型、疑难复杂法律问题不断涌现,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如资管产品销售者或发行人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认定标准、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责任边界、刚性兑付条款的认定原则、资管产品的退出及清算责任、损害赔偿与投资损失确定的关系等。此外,在资管产品通过互联网等新型渠道销售的情况下,销售机构是否履行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出现了电子证据认定标准上的争议。如投资者电子签名的真实性、投资者仅提供一次签名而销售机构将该签名用于多个合同文件的效力认定以及交易行为发生时的合同文本与诉讼时的合同文本是否一致等问题往往成为此类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颁布后,当事人对第三方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的认定也存在一定分歧。在涉及名股实债、股权让与担保等资管纠纷案件中,还存在作为持有项目公司股权的投资人是否属于项目公司的真正股东,是否需要对外承担股东责任等问题。在损害赔偿及损失确定关系方面,一般情况下损害赔偿需以损失确定为前提,而资管产品只有退出并清算分配后才能确定实际损失,但在管理人有过错且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下,如何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损害赔偿是否必须以产品清算为前提、未实际清算情况下赔偿范围如何确定也出现了较大争议。此外,在管理人怠于向投资标的企业主张权利时,投资者根据有关派生诉讼的规定或以行使债权人代位权为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目标企业,对投资者是否具有直接诉的利益亦存在争议。

  

二、涉资管纠纷案件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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