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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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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目录

  1.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权利实现路径

  2.资管业务“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认定

  3.涉港担保合同非对称管辖条款的认定及法律适用

  4.管理人的实控人参与推销、管理私募基金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责任承担

  5.资管产品清算与管理人过错赔偿关系的认定

  6.刑民交叉案件中金融机构违反不真正义务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7.融资租赁出租人应审慎行使租赁物自行取回权

  8.网银支付业务中第三方支付机构及银行卡清算组织的责任认定

  9.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疗费后可向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机构追偿

  10.网络投保免责条款提示义务履行标准的认定规则

  

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权利实现路径

  

——丁某等315名投资者诉甲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

  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具有对权利人范围的先行审查权,投资者在人民法院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后加入代表人诉讼,视为对公告的权利人范围的认可。投资者对推选出的代表人不认可的,有权撤回权利登记并另行起诉,未行使退出权的,视为对代表人进行特别授权。代表人放弃上诉的,投资者可在规定期限内自行上诉,但对上诉内容需具有诉的利益。

  【基本事实】

  甲上市公司是一家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2017年8月26日,该公司发布2017年半年度报告,声称收入和利润实现增长。报告发布后,甲上市公司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2018年4月13日,甲上市公司在其发布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减及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中承认,2017年半年报和三季度报在收入确认方面有会计差错,预计将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公告发布后,甲上市公司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2019年11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上市公司因项目确认收入不符合条件,导致2017年半年度报告、三季度报告收入、利润虚增及相应业绩预增公告不准确。

  2020年8月,魏某等34名投资者认为,甲上市公司上述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其投资损失,遂共同推选其中4人作为拟任代表人,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上海金融法院受理后作出民事裁定,确定权利人范围并发布权利登记公告。经权利登记,共有丁某等315名投资者成为本案原告,其中朱某等5名原告经在线推选当选为代表人,诉请被告甲上市公司赔偿投资损失及律师费、通知费等合计1.46亿元。

  【审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5月11日作出(2020)沪74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判决甲上市公司赔偿315名原告投资损失共计123,547,952.4元,以人均50元为标准按310名原告计算的通知费15,500元,以及以人均3,000元为标准按315名原告计算的律师费945,000元。

  一审判决后,朱某等5名代表人均表示不再上诉,但原告刘某与被告甲上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1)沪民终3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故关于相关争议焦点的审理应根据《代表人诉讼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予以评判。根据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特点,认定虚假陈述实施日和揭露日系确定权利人范围的前提,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法院依法通过听证方式对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和揭露日等侵权行为基本事实先行审查。法院根据听证审查的结果以裁定方式确定权利人范围,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生效裁定发出权利登记公告,投资者在人民法院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后加入代表人诉讼,应视为对一审法院公告的权利人范围的认可。在法律赋予刘某诉讼程序选择权的情况下,其虽表示对一审法院确定的虚假陈述实施日存有异议但仍坚持参加代表人诉讼,即应认定其实际接受了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和主张,此亦为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关于虚假陈述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法院调取并经各方确认的证券交易记录,本案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均符合《虚假陈述案件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应推定投资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事人对损失核定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时,人民法院可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损失核定机构,实现选定程序的公平,从而最大程度保证核定结果的合理性。本案系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对于律师费的赔偿金额应结合代表人诉讼程序的特点予以综合考量认定。代表人诉讼涉及的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广泛、标的额较大,诉讼程序相对新颖、复杂,诉讼结果将对后续案件产生重大影响,故代表人委托的律师在代理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付出更高的成本。

  【裁判意义】

  集体诉讼制度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标志着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在我国真正落地。作为该司法解释施行后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本案对普通代表人诉讼从程序到实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索和实践。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托代表人诉讼在线平台,完成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等普通代表人诉讼特有的程序,并就律师费、通知费等原告方发生的合理费用予以支持,同时,在判决主文中首次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供后续案件裁定适用,对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审理模式和裁判文书制作进行了探索性尝试。该案在全面实践有中国特色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同时,为代表人诉讼制度常态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对于构建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入选最高法院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提名案件,并被证监会评为2022年度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

  

资管业务“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认定

  

——甲银行诉乙资本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应根据协议主体、权利义务约定等综合进行认定。差额补足义务的主体不是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的,不属于法律法规所规制的刚性兑付情形。投资人之间自愿利用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的方式就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的,该行为原则上合法有效。差额补足义务与被补足的债务本身不具有同一性、从属性等保证责任构成要件的,可认定构成独立合同关系,差额补足的条件及范围依据合同约定确定。

  【基本事实】

  2016年2月,甲资产管理公司与乙资本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海外并购基金,其中甲资产管理公司认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乙资本公司认购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千万元。2016年4月,乙资本公司向甲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载明“甲银行通过甲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我司同意在基金成立满36个月之内,由指定第三方以不少于【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基金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我司将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标的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我司同意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乙证券公司系乙资本公司的唯一股东,其向乙资本公司出具回复称“我司已知悉并认可乙资本公司对甲银行的补足安排”。后因海外收购的标的公司濒临破产,基金无法顺利退出,甲银行遂诉请乙资本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审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19)沪74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判决乙资本公司向甲银行支付3,115,778,630.04元及以3,115,778,630.0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后,乙资本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沪民终5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乙资本公司并非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其承诺差额补足义务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制的刚性兑付行为。甲银行与乙资本公司分别认购基金的优先级、劣后级合伙份额,乙资本公司系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自愿利用上述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函》的形式,与甲银行就双方的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不构成无效情形。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乙资本公司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甲银行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一般保证行为最本质的法律特征系其从属性,即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以主债务的存在为前提,且保证人与主债务人系针对同一笔债务向同一债权人作出履约承诺。对乙资本公司所主张的以基金合伙协议及标的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为主合同而言,不存在以甲银行作为债权人的主债务,且上述两份协议的债权债务与乙投资公司承诺的差额补足义务不具有同一性。因此,差额补足义务具有独立性,与具有从属性的保证责任明显不同。乙资本公司直接向甲银行承诺差额补足义务,为确保甲银行的理财资金能够在资管计划管理期限届满时及时退出。在未能按期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情况下,乙资本投资公司需无条件独立承担支付义务,与基金项目是否清算无关,故履行条件已成就。

  【裁判意义】

  资管业务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要求融资方承诺固定回报、履行回购义务或承诺差额补足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等,以减轻投资风险,本案《差额补足函》即为典型。审判实践中对该类安排是否构成“刚性兑付”、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存在诸多争议。该案判决结合“九民纪要”相关规定精神,厘清了资管产品的管理人刚性兑付与第三方承诺差额补足的区别,并认定差额补足义务在不满足保证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依其约定构成独立的合同义务,对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在实践中的认定原则提供了指引。该案入选“2021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涉港担保合同非对称管辖条款的认定及法律适用

  

——甲银行诉乙公司、林某某保证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涉港担保合同纠纷中,当事人有权依据非对称管辖权条款向内地法院提起诉讼,且平行诉讼不影响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权限的认定涉及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等公司治理事项,应适用公司登记地法进行审查。诉讼中进入破产程序的内地公司,香港债权人可主张的破产债权范围应依据内地破产法予以确定。

  【基本事实】

  2015年6月22日,甲银行与丙公司(二者均注册在香港)签订《授信函》,约定甲银行向丙公司提供循环贷款额度港币6,000万元的授信,利率为香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或银行的资金成本加年利率2.25%(以较高者为准)。同年6月26日,甲银行向丙公司转账港币6,000万元。

  2016年12月7日,甲银行又与丙公司签订《贷款协议》,约定甲银行为丙公司提供港币1.75亿元的定期贷款授信,利率为利差(年利率3.5%)加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若债务人未能在到期日支付其在融资文件项下所应付的任何款项,则未付款项从到期日起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的利率按照应付年利率上浮3.5%。同年12月9日,甲银行向丙公司转账港币1.75亿元。

  乙公司系注册于内地的公司,为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乙公司向甲银行出具担保函,为丙公司的前述债务提供担保。丙公司出具书面决议,同意乙公司签署该担保函。《乙公司担保函》约定适用香港法并接受香港法院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林某某系香港居民,为丙公司董事之一。林某某先后向甲银行出具两份担保函,为丙公司的前述债务提供担保。其中2015年出具的《担保函》约定适用香港法并接受香港法院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2016年出具的《担保函》约定适用香港法,关于管辖,双方约定35.1.[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a)受下述(c)段落的规定限制,香港法院对解决因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b)双方约定以香港法院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最合适和最便利的法院,就此各方毫无异议,c)本第35.1条款的目的仅为了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因此,不得阻止贷款人向任何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提起与争议相关的诉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贷款人可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同时提起诉讼。

  因借款人及担保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甲银行以丙公司及林某某为被告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香港高等法院分别于2019年8月8日、10月15日作出判决,支持了甲银行的部分诉请。因丙公司及林某某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故甲银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乙公司、林某某就丙公司欠付的贷款本金、利息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同时承担甲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诉讼中,乙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被裁定破产清算。

  【审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确认原告甲银行对被告乙公司享有债权:1.循环贷款本金港币17,613,000元及截至2020年2月12日的利息;2.定期贷款本金港币5,328,000元及截至2020年2月12日的逾期利息;3.原告甲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人民币21万元、港币5.4万元;二、被告林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甲银行以下款项:1.循环贷款本金港币17,613,000元及利息;2.定期贷款本金港币5,328,000元及逾期利息;3.原告甲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人民币21万元、港币5.4万元;三、驳回原告甲银行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被告林某某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林某某未缴纳上诉费,二审法院裁定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管辖权问题。案涉林某某2016年出具的《担保函》约定的条款属于非对称管辖条款,即允许债权人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提起诉讼,但另一方只可以在一个特定司法管辖区内提起诉讼。该约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认定有效。甲银行有权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的法院即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有平行诉讼的情形下,法院仍可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本案当事人约定的非对称管辖条款以及非排他管辖条款均有效,而且均未明确排除香港法院以外法院对于原告甲银行提起诉讼案件的管辖,上海金融法院作为被告乙公司的住所地法院及被告林某某的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法院享有本案管辖权,原告甲银行与被告林某某之间的同一纠纷已由香港法院作出部分裁决亦并不影响上海金融法院审理案件。

  其次,本案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担保函是否经内部授权,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用登记地法即内地法律予以认定。关于担保合同争议可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香港法,应审查内地法律对于该涉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强制性规定以及适用约定的域外法是否损害内地社会公共利益。乙公司为丙公司债务向甲银行提供担保,属于内保外贷。因内地已取消跨境担保的登记生效要件,适用香港法也不损害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故应适用香港法审查担保合同争议。乙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破产清算,因公司破产涉及法人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事项,且乙公司的登记注册地、主要营业地、主要破产财产所在地等均位于内地,故应根据内地破产法确定甲银行破产债权的范围以及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等事项。

  【裁判意义】

  该案系香港银行依据非对称性管辖条款提起诉讼,且合同约定适用香港法的案件。案件审理涉及涉港担保合同纠纷中管辖认定、对外担保以及破产等争议中准据法的确定等诸多疑难问题。该案着重分析法律关系性质,根据不同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冲突规范适用不同法律作为准据法。对于需适用香港法的部分,通过多种途径检索、查明香港的相关法条与判例,在此基础上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框架下金融借款利率保护限制、担保函性质、担保责任承担方式及范围等问题作出认定,依法保护涉香港银行的合法权益。该案的审理有助于打造国际化金融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法院在该案中的实践具有典型意义,其中关于非对称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司法精神相符。

  

管理人的实控人参与推销、管理私募基金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责任承担

  

——甲资管公司、乙集团公司与周某某私募基金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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