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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诉性补强研究
陈洪; 张娇东
《法律适用》2016年6期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诉性补强研究

  陈洪 张娇东*

摘要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2005年缘《公司法》修改而引入司法实践,近10年的审判实务明显暴露出其规定与诉讼脱轨、裁判标准混乱等制度几近虚置的可诉性问题,为完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文章以公司法上公平与效率之制度博弈为理论渊源,认为前置程序之功能应重新定位为适格股东向公司获取代表诉权之表意,而基于弱者保护的司法人道主义应于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文书执行、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给予提起共益诉讼之股东制度关怀,建议公司法与诉讼法做适当修正,以期补强该制度的可诉性,增强司法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使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可形成明晰的裁判规则与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实现的程序路径。

  关键词 股东代表诉讼 前置程序 举证责任

  公司治理结构的确定只是一种法律理想状态,它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先天性缺陷,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以弥补,而代表诉讼制度便是公司监控之利器。〔1〕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渊源于英美法系衡平法上之制度创新,是“运用衡平法矫正公司核心制度安排不合目的性的产物”,〔2〕是为治愈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出现道德风险致公司受损进而致股东间接受害情况下,公司机关无法代表公司为诉讼行为之制度盲点,以赋权性公司法规范赋予公司非参与经营的股东代公司行使诉权,补全适格的诉权主体,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一项结构性举措。2005年我国《公司法》引入股东代表诉讼,但制度规定原则性过强且与相关法规的关联性较差,难于原有实体和程序法律制度中培育达致制度的适法环境。对股东代表诉讼概而言之,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诉性现状堪忧,司法实践存在裁判规则长期缺失与利益取舍难决的情状。故为厘清股东代表诉讼之程序脉络、架设公司实体制度通向诉讼程序的桥梁做一些理论与实践探讨。

  一、问题提出:缘于制度无力的裁判空泛化

  〔案例1〕山东省高院立案受理的三联商社小股东起诉原大股东三联集团侵权一案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首例“小股东代表诉讼维权案”。该次诉讼是对公司诉讼等领域较为熟悉的和君创业咨询公司为代表牵头提起的,且有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大力支持,于立案之先,已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授权,并有针对性的对诉讼请求加以取舍。中小股东代表诉讼的背后隐含着大股东利用小股东代表诉讼达致他种目的的博弈。以本案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凸显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立以来的小股东漠视情状,真正规范意义上的代表诉讼案例缺失;另一方面,小股东单独提起诉讼面临较大困境,一则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有着持股比例限制,另外公司法中还对其提起诉讼施加了其他诸如举证责任、前置申请等较多的程序化限制;二则由于信息、精力和专业性等方面所居的弱势地位,势必于诉讼中处于下风,甚至有可能使小股东的维权热情被利用而卷入公司利益博弈漩涡之中。

  〔案例2〕2013年上海浦东法院审理郑嫩英等诉肖仙华等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3〕郑嫩英等原告一则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按公司法规定经过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其仅向法院提供了对象为公司监事的信件内容和相应快递单据,而未获得该监事的处理决定与回复,难以证明其是否已经过前置程序向公司机关主张起诉维护公司利益;二则,原告方未有确切数据证据等证明肖仙华等公司管理层侵害公司利益,其提出的肖仙华代表公司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证据等最后皆未获得公司内部财务数据和抵押合同对方之确认,甚至案件中于原告方有利的被告方伪造股东会决议记录签名之证据亦为被告方所提供。此案件以驳回原告方诉讼请求而结案,就案情而言较为简单无甚争议,然则原告方于信息获取和举证之上弱势地位凸显:第一,原告方作为有限公司的非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难以影响公司行为,甚至自公司获取的信息与资料有虚假和伪造的可能;第二,前置程序之经过与否未有细致标准,亦无设置保护弱势一方利益的举证制度或者证据获取方式;第三,诉讼费用承担上,代表诉讼股东往往承担败诉之风险,而胜诉之利益却归于公司整体享有,亦即仍受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之支配。故而,以此一诉讼为典型的股东代表诉讼往往难以判定是否以公司利益为着眼点,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防止滥诉上无甚作为。

  〔案例3〕2012年江西省高院一审林承恩诉李江山等侵犯香港新纶公司商业机会一案,〔4〕状告香港新纶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新纶公司董事长李江山关联交易,损害香港新纶公司商业机会,请求其赔偿公司损失,并将所得归入公司。一审中法院认为证据虽有瑕疵但足够认定被告方和第三人责任,故判决应由被告方和第三人涂雅雅华通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而二审中最高院则认定原告方证据仅有推定效力,证明力不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此一案件亦是因股东证据收集不充分致使最终败诉。以当前公司制度发展状况和法律制度健全程度而言,股东代表诉讼中证据获取是阻碍其预期功能发挥的一大难题,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防止滥诉上无甚作为。

  上述案例在法律适用与案件效果上存在诸多争议,究其原因非仅在于法院审判无力,而应主要归于制度本身的空泛化,过于简单的条文设置难以作为定案和责任分担之依据,使法院裁判沦为简单证据辨识的过程,未体现司法介入公司治理之制度成效。

  二、症结寻觅:制度可诉性缺漏之检讨

  诉权是权利的固有天然属性,〔5〕由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内容以及这些权利义务的存在本身,都能被诉讼法的内容所左右,〔6〕故而法律须有完善的实现实体权利义务的诉讼程序保障。而观上述诸案例之评析,我国公司法上股东代表诉讼并无细致的诉讼实现路径,该制度于诉讼实现上的疏漏最明显的表现为以下3点。

  (一)前置程序的价值迷失和功能失位

  根据福斯规则,公司的中小股东不能任意进行个人行为,而应服从于公司的集体性决策,与公司行为方向保持一致,故对中小股东的司法救济,通过设置前置程序做出安排。〔7〕我国《公司法》亦规定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内容包括两部分:其一是股东之资格,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应考虑到利益相关程度而有所限制;其二是前置之请求行为,股东须向公司机关请求其为诉讼行为,被拒绝或不得回应或紧急时,方为前置程序之经过,并且应向法院提供详尽证据以证明上述行为及结果。而前置程序的功能亦因此预设为预防股东滥诉而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是公司法效率至上原则之体现。基于效益的考虑,前置程序的制度设定及学者对制度之解读偏颇性地立足于对股东的天然怀疑,并设置大量需由中小股东举证证明的请求行为。

  《公司法》仅就股东设置前置请求程序而无相关公司机关配合的规定实为制度上的疏漏与不公平。作为违背信义义务的公司管理机关,面对利益相悖的中小股东之请求会否提供相应可资证明的回复、回执等尚未可知,这将使中小股东提起代表诉讼陷入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起诉的僵局。另外,以程序为名对诉讼单方科以限制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上体现了诉讼地位不公,这有违诉讼法律精神。法律是利益平衡的艺术,法律调整的平衡点随着不同时期社会形势的变化各有不同。〔8〕因此,关于前置程序的功能和价值应当重新检视,实现价值回归,并重新规划双方前置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配置失衡

  我国公司法中,无具体规定股东代表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一览近年来股东代表诉讼之裁判实例,皆遵循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由原告股东负举证责任,并且案件往往因证据不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此规定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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