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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股东除名制度中的表决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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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
《法律适用》2015年12期
  再论股东除名制度中的表决权限制

  ——从填补法律漏洞视角下展开

  陈克*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7条创设了股东除名制度,明确股东未履行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情况下,经催告在合理期间仍未缴纳或返还的,公司可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但是该条款对股东除名决议中拟除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应否限制没有涉及。本文就此问题,从法律续造角度,将其定性为“残缺式体系违反”中的全部残缺型法律漏洞,并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进行法律漏洞填补,从保障股东除名制度正常运转出发,得出应子限制该股东表决权行使的结论,且在证成过程中对理论与实务界对此问题的相关认识进行了分析和回应。应强调的是: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法律漏洞填补缺乏规范思考方式的情况,试图按照法学方法论,严格遵循“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甄别→法律漏洞的确定→漏洞填补方式的选择、试错、证成”之步骤进行法律续造,以期给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

  关键词 股东除名 表决权限制 法律漏洞 目的性限缩

  一、问题之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了股东除名制度,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返还的,公司可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但由于如何产生股东会的除名决议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其中争议最为突出的是该除名股东对除名事项能否行使表决权。如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2014黄民二商初字第589号)案件,宋某诉万禹公司、第三人豪旭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一案中,宋某、高某分别持有万禹公司0.6%、0.4%股份,万禹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向另一持股99%的股东豪旭公司邮寄催收出资函,要求3日内返还抽逃的全部出资9,900万元,否则将解除其股东资格。2014年3月万禹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载明:……到会股东就解除豪旭公司股东资格进行表决,同意2票,占总股数1%,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100%,反对1票,占总股数99%,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0%,并形成决议解除豪旭公司股东资格……。后宋余祥起诉要求确认系争股东会决议有效,万禹公司同意宋某诉请。豪旭公司辩称,剥夺其出资比例99%的表决权无法律依据,该系争决议无效。一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42条有关“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定,股东应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系争决议属于《公司法》22条第2款提及的表决方式违法情形,故驳回原告诉请。至于豪旭公司是否抽逃出资并不影响本案审理,法院不予审查。二审确认了豪旭公司抽逃出资,并认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股东除名权是公司为消除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产生不利影响而享有的一种法定权能,不以征求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为前提和基础。在特定情形下,股东除名决议作出时,会涉及被除名股东可能操纵表决权的情形。故当某一股东与股东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不得就其持有的股权行使表决权。否则不能实现该条款的规范目的”,故改判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1〕

  上述案例的争议焦点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赋予公司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剥夺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资格,而产生除名决议的结果又要求就该除名决议事项形成股东多数决。那么拟被剥夺股东资格的股东就此事项能否行使表决权就可能成为该项决议是否通过的关键,即成为股东除名制度规范目的实现与否的关键。

  一、二审法院之所以做出不同判决,源于对上述争议有不同观点,再结合其他同类案件审理情况,将两种观点及理由归纳如下。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限制该股东表决权。理由如下:一是根据公司契约与合同法上根本违约理论,股东未出资等属根本违约,那“解除权”仅在守约方,即守约(已出资)股东手中,故违约(未出资或全部抽逃出资)股东没有表决权;二是没有出资就没有权利是规范股东与公司关系的基本规则;三是不限制该股东表决权,可能直接导致股东除名制度虚置。相关案例如:2007年民二终字第93号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确认赔偿纠纷案;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28号(2012黄民二商初字第1020号)象云公司与家兴房产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限制该股东表决权。理由主要是:(一)《公司法》42条规定了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而该出资比例应理解为“认缴出资”比例,在章程未对此作出不同约定情况下,出资义务履行与否不能成为限制表决权行使的依据;(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6条关于出资瑕疵股东的权利限制,指向的是股东自益权,而表决权虽属共益权但兼有保证自益权行使和实现之功能,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公司可通过章程或决议予以限制,但不应直接否定其表决权的行使。相关案例: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88号(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1814号)上工公司与恒生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2014宁商终第991号(2012玄商初字第507号)梁某与俞某、云帆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

  关于“被剥夺股东资格的股东是否享有表决权”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的结论,但该观点法学方法的运用还有商榷余地,可尝试其他路径进行证成。

  针对上述疑问先要回答表决权的本质与股东除名的制度目的两个前提性问题。首先,表决权属于管理权利和团体性权利,〔2〕是股东对股东会决议事项得以参与决议之权利,〔3〕因股东不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即便是利益冲突的决议,是否影响其行使表决权也并无定论。〔4〕其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所规定股东除名制度源于德国法,〔5〕无论其对应的到底是人合性公司的除名制度,还是失权规则〔6〕其实质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股东投票去除瑕疵出资股东的除名程序。〔7〕

  再回望上述两种观点及其理由,其主要思考方向是限制股东除名决议事项中股东表决权行使的正当性,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股东除名制度的有序运行。因不同方向会产生不同的解决思路,必须先予厘清。第一种观点重点考量的是如何实现“公司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的规范目的,与“剥夺股东资格”手段之间的匹配性问题。从资本作为债权人责任财产的角度来看,股东除名制度主要在于维护“资本确定”与“资本维持”原则,在此视角下该解决思路关注的是债权人与股东间的利益协调,循此思路可能偏离股东表决权作为形成公司意思的股东权利的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注重考虑的是在特定事项中股东权利行使界限问题,鉴于股东又是通过行使表决权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表决权是股东行使决策权的主要途径,它系解决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贯彻公司制度始终,具有“考量的整体性与存在的统一性”。若将上述问题嵌入“股东除名制度”中,即形成表决权行使的普遍原则与股东除名事项下的特殊规则的一般与特殊关系,与系争问题有高度契合性,且可较好融合表决权行使规范之体系化要求。故要更好解决“被剥夺股东资格的股东是否享有表决权”问题,更宜采取后一种思路。

  二、争议问题的溯源——股东资格、股东权利与出资有关联性

  从公司契约理论来深入理解表决权的话,是因为公司合同的持续性与人的有限理性都导致了公司合同不可能完备,就必须有人拥有剩余权力来决定一些公司重大事项,而股东作为公司财产的剩余索取人,相较于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来说,他永远站在最后与公司兴衰与共,故公司制度赋予其投票表决的权利,〔8〕因此股东表决权是股东基于自身的股东资格,就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作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公司意思的一种股东权利。〔9〕《公司法》3条又规定股东是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既然要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其前提当然是已获得股东资格,那么第3条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认缴出资即取得股东资格,进而享有股东权利。而按照《公司法》4条规定,股东权利包括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就包括股东的表决权。那么股东行使表决权当然首先就要确定股东资格,而股东资格又是通过认缴出资获得,如此一来,就表决权的积极成就条件上,即存在“认缴出资→获得股东资格→享有表决权”关系链,三者之间形成依存关系。

  另一方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6条明确,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可根据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第17条也规定瑕疵出资股东的除名程序。据此,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认缴出资将产生限制股东权利乃至被剥夺股东资格的法律后果,换言之瑕疵出资与股东资格、股东权利行使存在消极关联性。但上述规定同时也强调了程序的必要性,在确认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后,还要符合法定条件,才能按照法定形式和法定方式排除、限制上述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权利,即存在“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法定程序→剥夺股东资格”关系链,而其中法定程序中股东表决权的限制正是本文要展开讨论的。

  三、法律依据之寻找与梳理

  案件审理首先需着手的是寻找请求权基础,或者说是法律依据,若对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有疑问的,须经法律解释以定其规范内容,发生法律漏洞,则通过漏洞填补进行法律续造。〔10〕就上述案例,一、二审出现的两种观点首先在法律大前提(法律依据)的选择上就有差异,其次在对法律大前提的真意粹取上,到底采取法律解释还是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也有不同。就法律大前提之确定,第一种观点是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作为法律大前提,是针对“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的股东资格”进行真意萃取,其间还可隐约感觉到法官在确定法律真意方法选择上的犹豫和挣扎。其理由一是以“合同法上根本违约中违约方没有解除权”认定违约(未出资)股东没有表决权,比照适用了《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此为法律漏洞填补中类推适用;理由二是将“没有出资就没有权利”作为规范股东与公司关系的基本规则,意图利用法律原则来填补法律漏洞,来得出股东也没有表决权的结论;理由三提出“不剥夺该股东表决权将直接导致股东除名制度虚置”,采取的是法律解释中目的解释方法;对同一问题解决方案中既有法律解释又有法律漏洞填补,但两种方法是针对不同对象,不宜同时运用。第二种观点直接对《公司法》42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6条进行文义解释和系统解释,得出既然股东认缴出资即获得表决权,故不得以股东未履行出资或抽逃出资而剥夺其表决权;以及即使要限制、排除股东权利和股东资格也需通过章程与决议为之的结论,但在判决书中对法律解释到底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没有明确表述。

  可见,两种观点差异源于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以及对相关法律依据规范内容的确定方式两方面。还是以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为例,该案系股东向法院请求确认系争股东会决议之效力,既为股东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其请求权基础必须是其法律效果恰是所想要的请求权目标的那些规定,〔11〕《公司法》22条是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规定,应为处理该案的法律依据。申言之,该案中公司所为股东会决议之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构成自身即为第22条所规范的对象。同时原告既要求确认决议的效力,就不应存在该条第1款和第2款所涉决议无效和可撤销的反对性规范之构成要件。被告提出因剥夺其占出资比例99%的表决权无法律依据,故决议无效,依据的就是反对性规范。但该事项到底属于表决方式瑕疵引发的撤销事项,还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无效要件,一、二审法院未予确定。若属表决方式瑕疵,虽该案未过法律已明确的决议撤销权60天的除斥期间,但一、二审对此均未明确表述。若是属无效事由,该事由具体的又是对应哪一条款的法律规定,法院也未要求被告在抗辩中予以明确。也就是案件审理中法院对于阻止请求权规范有效性〔12〕的“反对性规范”未予查明和展开审理,即使认为二审在本院认为中反复强调的排除豪旭公司表决权未违反《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该17条也仅是《公司法》22条第1、2款部分内容作为反对性规范项下的“辅助性规范”。〔13〕至于该“辅助性规范”到底对应的上一级反对性规范中的决议无效还是可撤销事项,在看完判决书后还是存疑的。

  就法律体系而言,法律中诸多法条,其彼此并非只是单纯并列,而是以多种方式相互指涉,有时只能透过它们彼此交织及相互合作才能产生规整。〔14〕也即规整某些事项的法律规定是由多个法律条文所构成的,包括请求权规范、反对性规范,也包括其各自项下的辅助性规范。规制上述案例中法律规定也属此情况,因立法技术问题《公司法》对决议的成立要件、特别生效要件、阻却生效要件没有进行严格界定分,而统合在第22条中进行整体表述,为呼应实际操作便利性,本文在此也不突出反对性规范,而作为整体性请求规范,就系争问题所涉法律依据之寻找与梳理的思路一并分析如下。

  首先,既然《公司法》中没有决议成立要件之规定,且考虑决议作为公司团体意志形成之途径,而公司意志应注重其稳定性,故通常情况下决议形成即成立且生效。〔15〕其次,本案中作为决议内容的股东除名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没有《公司法》22条第1款的适用余地。若循二审思路争议焦点是“被除名股东就除名决议事项能否行使表决权”,姑且将其视为表决方式问题,不考虑从万禹公司章程与《公司法》43条规定所得出当然解释“决议获过半数表决权通过”是决议的成立要件问题,那本案请求权规范应为《公司法》22条第2款,该条款表述为“股东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具备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个要素,性质上属于完全性法条,但其中构成要件之一“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规定”正是法院认为的本案争议。再次,该构成要件立法者采取“合法合章程的表决方式”的概念,还需通过“说明性法条”进一步充实其内容。又次,因《公司法》42条、第43条是分别关于表决权行使、议事方式、表决程序的规定,对“合法合章程的表决方式”概念进行了描述,是针对构成要件所作之规定。最后,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该“出资比例”又属于开放式概念,法律并未作穷尽描述,其规范的内容及意义,隐藏在其后的法律评价需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股东除名”予以认识,对应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关于股东除名的规定,具体方式或为法律解释或为法律漏洞填补来予以明确。

  据此,阶段性的结论是本案主要法律依据为《公司法》22条第2款,对于该款中“合法合章程的表决方式”的构成要件,第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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