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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侵权救济的制度完善
陈美治
《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17期
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侵害个体的人身、财产权益,而且侵害人类共同的生态权益。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环境污染侵权事件频发,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侵权责任法针对环境污染侵权问题进行特殊规范,但没有涉及救济的深层次内容,救济理念较为滞后,救济方式不足,没有彻底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本文主要探讨环境污染侵权救济体系的完善。

  一、环境污染侵权救济的现实考察

  案例一:原告张某等四人与被告某煤炭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某煤炭公司在张某等四人的承包地附近建设储煤场,并修筑了一条运煤公路。虽然煤炭公司的环保设施已通过环保部门的达标验收,但自从煤炭公司开始生产后,张某等四人承包地的果树收益急剧下降。与煤炭公司多次交涉未果后,张某等四人遂以煤炭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继续污染原告的果园并赔偿经济损失34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法院申请对果树的损失进行鉴定。蒙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工作说明,指出煤厂生产中的煤粉尘会对果树造成污染,但涉案果树污染多重,且无法鉴别权重,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司法鉴定。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32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等四人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1]

  案例二:原告石某等三人与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某高速公路公司在石某等三人的住宅附近修筑一条高速公路,经监测,夜间噪声达到了85分贝以上,妨害了石某等人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与高速公路公司多次交涉未果后,石某等三人遂以高速公路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噪声的污染程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以无相应鉴定机构为由不予支持,然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认为原告无法对受损事由提供证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进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石某等人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意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经鉴定,高速公路产生的环境噪声构成污染。据此,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3600元及隔音降噪设施费3900元,由上诉人自行采取相应的隔音降噪措施。[2]

  案例三:原告蒋某与被告某电池公司土地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某电池公司在未采取污染防治设施并未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生产汽车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铅废水、铅尘和铅蒸汽等物质排入蒋某承包的土地中,导致蒋某所种植的农产品基本不合格。经相关机构鉴定显示,涉案农田受到电池公司的铅污染。与该公司多次交涉未果后,蒋某以电池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污染的赔偿款,并将承包土地恢复原状。本案在历经五次审理后,法院最终判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024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3]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环境污染后,受害人要求加害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侵权案件。从侵权类型来看,三个案例的污染种类不一,分别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土地污染,具有典型性。从所造成的损害来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且涵盖了所有的损害类型,案例一、三造成财产损害,案例二造成人身损害。从请求权类型来看,三个案件的受害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赔偿损失是针对过去损害的救济,针对未来可预见的侵权行为,有的要求停止侵害,有的要求搬迁房屋,有的要求恢复原状。这些诉讼请求包含了环境污染侵权救济的类型,具有代表性。从证据角度看,三个案件均涉及鉴定问题,出现不同法院对是否有鉴定机构认识不一致、鉴定机构无法出具鉴定结论等问题,导致案件的证据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从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三个案件都存在一定程度上案结事不了的情况。

  二、现行环境污染侵权救济方式的实践审视

  今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旨在通过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力度来保护和改善环境,仅在第六十四条设一个转介条款处理环境污染侵权问题,将其置于侵权责任法中,其他单行环境法一以贯之。侵权责任法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类型,用4条规范举证责任、共同侵权等内容,没有涉及救济的深层次问题。救济方式适用总则,与普通侵权类型无异。实践中,环境污染侵权的救济方式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这三种,但问题重重。

  (一)停止侵害适用难

  环境污染一旦发生,最紧迫、最有效、最直接的救济应是使环境免于遭受继续侵害,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正好契合这一目标。实践中,原告也乐于提出,但该项诉讼请求经常被法院驳回。权利遭受侵害,受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本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但往往得不到支持,理由大体都是侵权人是依法设立的,配备相应的环保设施,经过环保部门的验收,只要其行为符合环保部门核定的标准,就无权要求其停止生产。如前文所述案例一,法院认为被告是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合法经营企业,因此对原告要求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4]但法院的推理是否陷入思维误区?停止侵害是否必然关厂整顿?侵权责任法在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构成上改变民法通则要求“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行为人即使合标排放,只要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亦可构成。在责任构成上摒弃“违法性”.要素,而在责任承担上重提,这种审判逻辑是否经得起推敲?况且,停止侵害的方式有很多,并不简单等同于要求停止生产。只要侵权人采用合适的生产方式,不会侵害他人权益即可。

  (二)赔偿损失太笼统

  权益受到侵害,应予以赔偿。这是民法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是公平正义理念的必然要求。赔偿损失以给付金钱为主要形式,是实践中最经常运用的方式。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实践操作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损失证明责任分担不统一。调研显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面临具体损失情况举证难的困境,受害人往往难以提出其生产经营损失、生态受损情况及恢复的具体费用。[5]因环境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害往往是农产品的收益降低,表现方式为果树挂果少、粮食收成低、水产养殖收益少等。如前文所述案例一中,果树的产量除受环境质量状况影响外,还受生长年限、雨水、光照等因素的影响,无法确定环境因素对果树减产的程度。因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为生活品质的下降,表现方式为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失眠等。如前文所述案例二,民事主体长期处于较高强度的噪声环境下,造成严重失眠的后果,但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睡眠质量的价值。因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导致有时无法确定损失情况。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法院判决不一致。有的法院或根据公平原则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有的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损失证明责任分担不统一。

  2.赔偿损失的范围不统一。赔偿损失的范围在两个方面存在不统一。一是精神损害赔偿。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受害人生命权、健康权等伤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因长期生活于污染环境下,身心遭受巨大的痛苦时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各地法院把握不一致。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时,在数额的判定上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相关标准。二是环境治理费用。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益仅限人身、财产权益,不包含环境权。因污染造成环境破坏,受害人自行采取合理的措施治理环境时,该费用是否支持?不同法院观点不一。当恢复生态环境的成本大大超过侵权人获利,受害人尚未采取治理措施而请求赔偿时,是否支持?数额的判定应以何为据?

  (三)恢复原状成摆设

  恢复原状是指使被侵害的权益恢复到原来应有的状态。它具有其他赔偿方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能有效保障受害人权益,而且能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从受害人角度而言,其前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原状使其可以继续在原有条件下生产经营或者生活,减轻受害程度;从生态环境角度而言,恢复原状即通过治理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使其重新回复到健康状态,保有价值。因此,这种责任方式应被大力提倡。2013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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