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说理论：以民事法为视角 - 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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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说理论：以民事法为视角/王利明著.--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3
    （法学方法论与民商事审判研究）
    ISBN 978-7-5109-3041-6
    Ⅰ.①裁…　Ⅱ.①王…　Ⅲ.①民法-研究-中国　Ⅳ.①D92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8928号
    裁判说理论
    ——以民事法为视角
    王利明　著
    策划编辑：林志农
    责任编辑：陈晓璇
    执行编辑：邢峻彬
    出版发行：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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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529千字
    印　　张：32.25
    版　　次：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9-3041-6
    定　　价：10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言　强化裁判说理　彰显司法正义
    长期以来，我国裁判文书广为诟病的问题是裁判说理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官在裁判中不愿说理、不善说理、不敢说理、说不好理。[1]有的判决书采取简单的“三大段”模式，即先详述当事人诉讼请求，再概述法院认定事实，最后简述法律条文并下判决。[2]在说理部分往往只是“依据法律某某规定判决如下……”。在一些判决中，法官在叙述案情之后，便直接援引法条裁判，但为什么依据该法条，则语焉不详。有的判决不针对当事人的诉求来说理，虽讲出了一些道理和理由，但针对性不强。有的判决不援引具体法律规则，而只是援引法律原则（如诚信原则、公平原则）裁判，此种情况俗称“戴高帽”的判决。面对一纸干巴巴的判决书，有些当事人往往会“胜得茫然、输得糊涂”。其实，一些判决的裁判结果是合理的、公正的，但因为欠缺说理，导致一方甚至双方质疑该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以至于有的当事人出现无休止的缠讼、上访，并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这从某种程度上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将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以说理促正义，以说理求公平。
    （一）裁判文书强化说理是司法固有特性的基本要求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方面，法官的职责就是对诉讼当事人的争议作出公正的裁判。司法机构平亭曲直、主持公道、定分止争，就是要实现公正的司法，而司法公正必须要靠说理来体现。当事人之所以将其纠纷提交司法解决，正是为了寻找说理的地方，求得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司法是现代社会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司法裁判的说理之中，如果裁判没有说理，则司法公正就无法得到彰显。正如法谚所云：“正义是从裁判中发声的。”另一方面，裁判文书说理也是裁判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法谚云：“无判断则无法律”。审判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这种判断权本质上就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判断。也就是说，法官要努力发现案件的真实，并依据相关的法律作出裁判。这就需要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展现对事实和法律的判断过程，并基于该判断得出裁判结论。法律是理和力的统一，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法律的适用和执行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
    （二）裁判文书说理承载着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永远是现代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最重要内容，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司法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人民的真诚期盼。那些秉公执法、刚直不阿、明镜高悬的清官的故事，千百年来给予了庶民百姓莫大的慰藉，包拯、海瑞这些“青天”，也因此成为人们崇拜的正义的保护神。
    然而，法谚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保障案件依法裁判，这些都是司法公正的基础。程序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怎样使当事人能看得见实体正义，体会得到裁判结果的公正，仍然应当通过强化判决文书说理予以实现。
    一方面，法官需要在判决书中告诉当事人和公众，最终的司法判断是什么，同时也应告诉当事人和公众，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判断。[3]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提出：“义务是否被履行，契约是否被违反，财产是有还是无，被告是否犯了指控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4]正义既要看得见，也要讲得明。[5]法官要告诉公众其是依法裁判的，这就需要通过裁判文书说理完整、清晰地展示其作出裁判文书的理由和过程，法官要释法讲理，告诉当事人其究竟赢在何处、输在哪里。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正是通过每一份判决书中的理由所彰显出来的。可以说，判决的说理性越强，其公正性就越强，也就越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从而使当事人从个案中能够看到正义。
    另一方面，司法裁判说理传递的正义是个案的正义。每个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对社会而言，表面上看似乎关系不那么大，但其实不然。对单个的当事人而言，这是一个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一个错误的判决损害的不仅是其个人对法治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涉及当事人个人家庭生活，关系其企业生死。因此，个案的公正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正。所以，每个个案的说理，其实就是在捍卫整个社会的公正。
    还应当看到，司法裁判说理传递的正义是社会的正义。“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司法裁判影响的不仅是个案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其影响社会对案件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公正追求。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形象描绘了司法裁判传递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其实是统一的，个案的正义就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如果个案得不到正义，社会的正义就无从说起；如果个案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有时损害的将是整个社会。
    （三）裁判文书说理是提升司法权威性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我国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构架的社会以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加剧，而解决社会冲突制度化的手段，就是公正的司法。它使各种民间的怨恨得到及时的化解，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各种尖锐的利益冲突能得到平衡。所以，公正的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被称为平衡器。在社会转型时期，把各种社会冲突通过诉讼和审判机制予以吸收和中和，把尖锐的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一定的程序从而得到公正的解决，正是司法所应该完成的任务。然而，在实践中，裁判说理不充分的现象仍然存在，以及审判不依程序、证据采信理由不详、事实认定武断、法律解释模糊、事实与法律脱节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司法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期待不能充分实现，法治的精神就难以彰显，从而影响全面依法治国宏伟蓝图的实现。问题在于，如何提升司法权威性与司法公信力？应当看到，裁判文书作为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载体，裁判文书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一方面，裁判文书是审判程序的载体，既体现了实体的公正，也反映了程序的公正。只有要求法官进行充分的裁判说理，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法律程序等事项进行说理，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法官依法裁判，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可以说，说理充分的裁判大多是公正的，相反的，凡是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的裁判，其公正性就会被打折扣。另一方面，裁判文书说理越充分，就越能增进裁判的可预期性，从而也越能增加社会成员对司法的信任。若有一天当事人将案件提交法院裁判时，其确信只要按照诉讼程序正常地进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公正的，而不需要托人说情，更不需要找领导批示，久而久之，自然就能够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也会真正实现。
    在一个法治社会，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出的生效判决，理应获得所有个人和组织的尊重。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有的裁判缺乏说理或说理不充分，导致了有的当事人对裁判结论不服。从司法规律来看，司法的权威性最终依赖于司法的公正与廉洁，只有当人民群众从每一个个案中感受到司法是公正的，人们才能对司法产生信赖和尊重。因此，只有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才能换取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和认同，从而真正息讼服判。通过裁判说理，法官向社会展示了其裁判的公正性。强化裁判说理，才能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努力提升司法的公信力。[6]司法的公信力正是靠一个个公正的裁判日积月累所积累起来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遇事都强调要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解释理由。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讲求判决说理的传统。古代裁判官并非如有的人想象的那样专断专横，相反的，自西周开始，历朝历代都不乏裁判官作出充分说理的判词。例如，早在西周晚期就出现了关于刑事案件的完整判词，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定罪量刑的理由以及对判决执行的要求。从秦朝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从唐宋时期以事实为依据、援引律例制作判词，到清代判词中开始出现专门说理的段落，再到民国时期将判词分为主文、事实、理由三部分，许多朝代的判词都十分注重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结合，判词中经常引文用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有的判词十分讲究推理，注重逻辑，甚至十分注重判词说理的文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高度重视司法判决的说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任院长谢觉哉同志就曾强调：“法院是评论道理的地方，犯罪分子怕他，因为他讲道理，没理的逃不过去……人民爱护法院，首先在于法院深通道理探明法律，站得住脚。”[7]可见，注重裁判文书说理是我国固有传统。
    （四）裁判文书说理有利于引导和规范社会行为
    司法裁判不仅针对特定当事人发生效力，其还具有引导人们正确行为的功能，从而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司法裁判本身的功能会大大地扩张，司法裁判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争议和纠纷，而且还会扩大到对潜在行为的引导和对潜在争议的提前化解，传统上我们将立法视为引导人们行为的主要工具，但随着司法判决公开的强化，特别是随着司法判决说理的充分化和公开化，司法裁判将与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类似的社会规范功能，对社会行为具有前瞻性的引导作用。例如，2007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引起社会一片哗然。相反的，惠阳的许霆案等案件在说理中广泛传播了一种社会正能量。正如学者对惠阳的许霆案的评述那样：“只讲法不说理的判决书是呆板、冰冷的，既讲法又说理的判决书才是有质感、有温度的。而且，说理的过程其实也是法治宣传的过程，这起案件审理通过网络全程直播，相信受众都能从万言判决书中体会到法治精神。”[8]
    裁判的说理本身具有引导人们正确行为的功能，因为在判决中辨法析理、定分止争、阐释规则，不仅是使具体案件的当事人能够感受公平正义的方式，也是让整个社会感受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人们可以从充分说理的裁判中形成合理的预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裁判文书本身也是重要的法治宣传媒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通过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在裁判文书中释法说理，让法律走近百姓身边，走进百姓心里，使广大百姓真正理解法律、相信法律、尊崇法律。[9]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在撰写司法裁判文书的时候，除了要着眼于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外，还要有意识地去考虑判决本身将对潜在利害关系人产生的未来影响，由此也才能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五）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是实现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
    对人民法院而言，判决说理是践行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增进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司法公开不仅仅是程序的公开，还表现在裁判结果、裁判过程的公开。尤其是法官应当将其在裁判过程中的心证公开，即将其内心确信的形成过程向社会公开，说明形成自由心证或法官确信的理由。[10]判决需要强化说理，首先就是为了说服法官自己。这就要求案件裁判结果必须要有正当理由的支撑，如果缺少充分的说理论证，法官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如何说服别人？只有强化判决说理，才能实现裁判的公正。一份充分说理的判决，本身就表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是公正司法、不偏不倚的，这是人民法院裁判正当化的重要依据。
    强化法官的裁判说理义务，也有利于保障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英国阿克顿勋爵曾言：“秘密使人腐化，在司法亦然，任何事务经不起讨论及公开的均非妥当。”[11]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并采取了一些外部监督措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正如哲学上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的原理一样，就裁判活动而言，要真正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保障司法公正，就必须通过强化法官的裁判说理义务来实现。对整个社会而言，充分说理的判决才经得起社会的评价。尤其是在信息畅通的网络时代，网络监督的功能已经发挥着很大作用，每一个个案都可能在网上公开，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社会的关注不限于对判决结果的简单关注，而更体现在对判决是否详细说理的关注。这不仅反映了我国老百姓法律素养的普遍提升，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强烈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判决的说理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期待、强化社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判决的充分说理，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对法官的质疑，能够有效地规范自由裁量，防止司法专横、恣意裁判。可以说，裁判说理越充分，就越能保障司法公正，从而保障司法活动真正在阳光下运作。
    （六）裁判文书说理是法官应尽的义务
    裁判说理义务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应有之义。这不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一种法律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由此可见，裁判说理不仅是对当事人所尽的义务，也是法官所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责。“一份好的民事裁判文书是法官责任、水平与良知的宣示。”[12]法官的职业决定了其应当通过裁判说理，向社会展示法律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法官固然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同理解并不意味着可以各行其是。在一个制定法国家，法官对法律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理解，这种统一的理解应该通过审判案件去实现。”[13]那么，法官怎么将其对法律的理解运用于个案之中？法官心证的过程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得到展示。一份判决书实际上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篇判决主文，往往就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当然，要判决都成为学术论文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但一份判决至少要讲出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算过分。在封建社会，许多朝代都规定，官吏如果不能自写述职公文，应被免职。[14]在当今社会，法官在其判决中详写理由，乃是其基本职责。
    还应当看到，在我国司法改革中，要突出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但是，在依法保障法官行使审判权之后，就应当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法官应当将裁判文书说理作为其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法官要依法行使审判权，其就应当尽到充分说理的义务，二者应当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只有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才能有效规范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课以法官进行裁判说理的义务，法官的审判权可能异化为法官的恣意裁判，司法公正也难以实现。
    如何强化判决说理质量，以判决说理促进司法公开、公正和公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裁判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也专门阐述了加强裁判说理性的改革目标和方案。全国各级法院近年来也在以加强判决说理促进司法公开、公正和公信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6月13日颁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将进一步强化裁判说理，促进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力。该《意见》提出，裁判文书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和讲究文理，并从审查判断证据说理、认定事实说理、适用法律说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说理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公开、裁判文书释法如实反映庭审过程，由此可见，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性在日益凸显，并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当继续强化裁判文书说理，通过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为法官裁判文书说理创造愿说理、敢说理、会说理、说好理的良好环境。[15]这必将会有助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提升。
    法治社会理应是对司法充满信任的社会，是司法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社会。随着我国法治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司法裁判在解决社会争议、塑造社会秩序上的基础功能和重要使命日渐彰显，承载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浓厚期待。但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司法公信力，就要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保障司法公正。